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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祖辈是渔民,在那苦难深重的旧中国,祖辈们靠一条破船一张网艰难度日。在我父亲出生8个月时,22岁的祖父就被湍急的河流夺去了生命。为把父亲养大成人,祖母不分白天黑夜地为别人打长工卖短工。
我年幼时,祖母时常给我讲祖父的故事。祖父仅上过3个半年私塾,却字墨算盘样样能,10岁那年还进城当过两年学徒。祖父还从他二姨家里借回《二十四孝》《岳飞传》《屈原》等一些书籍。全家人常在夜晚围着一盏豆油灯,听祖父诵读经典。读到伤心处,全家人一起流泪;诵到得意时,全家人如沐春风;曾祖父听书时还时常顿足怒骂书中的坏人。在那个民不聊生的年代,听祖父读经典成为全家人唯一的文化生活。直到祖父去世的前夜,他还为家人诵读《安安送米》……
听书的味道让祖母难以忘怀。在父亲8岁那年,祖母把想让父亲上几年私塾的想法说出来,得到了伯祖父和叔祖父一致赞同。一个贫寒之家,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,毅然把孩子送进私塾念书,该得多大的勇气啊。为了父亲读书,全家人的破衣烂衫补得无法再补。
祖母讲述了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故事。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,曾祖母把一户杜姓人家给的一包衣服床单抱回家,解开清洗时,只见衣服床单上沾满了血迹。原来这些衣物是杜姓人家的父子俩在船上作业时,被日本鬼子突如其来的飞机机枪扫射,两人中弹身亡后,入殓时换下的。祖母说,曾祖母一生善良仁慈,见杜母突然失去了丈夫和儿子,怕她渡不过这道难关,曾祖母三天两头到杜母家与她说说话,想方设法开导她。杜母心情有所平静后,那天她指着一包衣物对曾祖母说:“这是准备丢弃的,如果不忌讳,就拿去洗了给儿子们遮避风寒吧。”2
只字不识的祖母格外看重文化,新中国成立后,她和我母亲积极参加扫盲运动,她们还时常受到文化教员的表扬。那时文化人稀缺,因一些单位知道我父亲写得一手好字,公安、水产等部门上门要录用父亲,在祖母的劝说下,父亲选择了教师职业。在我刚满6岁那年,在祖母的催促下,我启蒙上学了。记得那时父亲住校教书,是母亲给我报的名。一天,我在写作业时,祖母一边将地上一张有字的纸捡起来放在头上顶了顶,一边说:“字纸不能丢在地上,更不能踩踏,掉在地上的字纸,一定要放在头上顶一顶。字是神圣的!”祖母对文字的敬畏深深地打动了我,她的话我记住了,而且还传给了我的儿女。
祖母说我赶上了天下太平的好社会,兵荒马乱、时常“跑反”、朝不保夕的日子早已过去了,这多亏了我们的党。还时常嘱咐我,国家积贫积弱还很穷,要好好读书,将来好好报答祖国。3
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先辈们把对祖国的感恩之心幻化成了无穷无尽的力量。1970年,樊口镇成立樊口铁矿,在雷山进行矿山大会战,300多人自带工具、行李,举着红旗,扛着“要荒山献宝”的标语牌开进了荒山。我的祖母和母亲也参与其中。那时,祖母年近花甲,是她再三要求,领导才答应她参加会战的。两年后,我父亲也被如火如荼的会战场面所吸引,做了11年教师的他毅然告别了教师岗位,投身火热的生产一线。父亲白天劳动,晚上把身边的典型先进写成了一篇篇广播稿,为矿工们鼓劲加油。后来,我在工作中热衷于写新闻稿也是受父亲影响的。
樊口铁矿是露天开采,那时的机械设备非常落后,只有人力板车才沾了点机械的边,矿石用炸药爆破后,没有破石机,矿石解小全靠人力用长短钢钎、大小铁锤来完成。板车是矿里唯一的运输工具。虽然工作条件艰苦,但工人们的生产热情一涨再涨,自愿加班加点、不计报酬成为时尚,白天顶烈日、冒严寒,夜晚披星戴月,没有月亮就夜壶点灯,焚香引路。工人们总是怀揣梦想,拿低工资,过苦日子,利用积累的巨额资金,开发创办了磷肥厂,为建设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。
我成人后,曾在先辈们创办的磷肥厂工作了7年。我时刻提醒自己,要把先辈们艰苦创业的精神传承好,坚持白天工作,晚上写稿,一步步从内刊到工人日报、人民日报,反映着职工的期盼和疾苦。
作者:熊阳春
责任编辑:罗琼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