樊山东麓汉鄂城

——樊山札记之二

楚昕

一

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。初置36郡，郡下设县。秦初置县的数量，一说为756个，且县名多为单字。

鄂州历史上为秦初置县。名鄂县，属南郡，是当时鄂东南地区唯一的秦初置县建制。县域东抵江西，南接湖南，西北界长江。秦郡县制明确给县分等级，等级高则地位待遇高，后历朝沿袭但划分标准和所分等级各有不同。秦制万户及以上的县为大县，设县令。不满万户的县为小县，设县长。秦鄂县所在的整个鄂东南地区，人口远超万户。

秦统一以后，对外抓紧修筑北方长城，对内严令拆毁原来各诸侯所筑城郭，拆除险要地区所建堡垒。“堕坏城郭，决通川防，夷去险阻”（《史记·秦始皇本》）。将原住于六国城市中的贵族、豪民强制迁徙到咸阳及其他偏远地区，以防止这些人复辟。很多战国时期的区域政治中心，因战争破坏和人口迁徙逐渐衰落。秦鄂县之前的鄂国城郭，就在秦统一后被“堕坏”之列。

秦朝仅仅十多年时间就被汉所取代。但是，秦朝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郡县治理基础上建立的郡县制，较封建分封制基础上建立的地方治理体系有明显的优越性。取消世袭制，有利于中央集权，便于全国集中统一治理。因此，秦以后中国历史虽然经历了多次的朝代更替，但郡县制这种区域治理体系始终被继承、发展并不断完善。

二

刘邦建立西汉王朝以后，为了稳固刘氏家天下的统治，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分封制度，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并存的双轨体制。西汉分南郡置江夏郡，今天的鄂州汉代沿为鄂县，隶属江夏郡。

汉高祖六年（公元前201年），在全国郡县治所普遍无城可依的情况下，刘邦“令天下县邑城”，即在全国的县及县以上政权治所修筑城池，从而掀起了汉代的筑城高潮。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刘邦手下大将灌婴，受命于鄂县筑城。樊山东麓、长江之滨的汉鄂城从此诞生，这是鄂州历史上在樊山东麓建城的最早记录。

中国古代社会城的建设，始终被赋予浓厚的政治色彩。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，国中九经九纬，经涂九轨，左祖右社，面朝后市”。早在周代，对城邑的规制就有非常严格的限定：“王城方九里，长五百四十雉。侯公城方七里，长四百二十雉。侯伯城方五里，长三百雉。侯子男城方三里，长一百八十雉。” 这种封建等级森严的建城制度，到汉代一以贯之得到继承。

西汉兴建县城，突出军事功能，后逐渐兼顾民政功能。西汉初期所建县城普遍具有五大特征，或者说普遍具备五大基本功能，“夯土城墙及城门、兵器库、宫殿、宗庙与手工业作坊”。

灌婴筑鄂县城，历史有明确记载。灌婴是睢阳（今河南商丘）人，鄂县是其驻防属地。刘邦下令，灌婴筑城既是执行命令，也有防务需求。所筑鄂县城距今二千二百多年。从三国以后历代文献关于樊山东麓吴大（都）城的记述中，今天可以形成对汉鄂县城城址、规模、功能的一些基本认识。

宋《舆地纪胜》载：“吴大城，孙权故都城，元和郡县志云，在县东一里。本汉将灌婴所筑。晋陶侃为刺史理其地。”康熙《武昌府志》：“吴大城，都城也。水经注云，城东故城，汉将军灌婴所筑。陶侃为刺史理其地。又云，吴王故宫城前有御沟，内有宫，后为天王庙，今废。”康熙、乾隆版《武昌县志》均有相同记述。

类似这些记述的意思很明确，三国时孙权在西山东麓所建吴大（都）城，城址为汉将军灌婴所筑。在此基础上修筑的吴大（都）城，前有御沟，内有宫殿，后有宗庙。晋以后陶侃为刺史“理其地”，此城一直被沿用。

由此可以看出，灌婴所筑鄂县城，城址选择在樊山东面余脉之上，整个城址依山就势，北高南低。该城前有御沟，内有宫殿，后有宗庙，具备汉代县城的典型特征。尽管只是土城，但其规模、功能在早于吴王建都400多年前的西汉初年，应该是相当可观。

三

两汉时期，鄂县地域比秦时有所缩小，但资源集中，区位优越，水运便利。鄂县的地位不仅十分巩固，而且节节看涨。这主要体现在，鄂县南部地区有丰富的铜铁矿藏，冶炼技术发达，水上运输便捷。

据有关考古发现，鄂县南部地区早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开山凿石，取石选矿，筑炉炼铜。到两汉时期，矿冶技术和生产规模已经非常可观。在皇权至上及冷兵器时代，礼器和兵器是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保障，铜铁是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源，鄂县因此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。鄂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，水域纵深数百里，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。

史料记载，公元前196年，荆王刘贾于鄂县沼山地区大战淮南王英布，战死后刘邦为其立荆王庙。西汉后来将鄂县东南部析出新置下雉（今阳新县），将鄂县西部地区划属沙羡，从另一个侧面体现出朝廷对鄂县地区治理的高度重视。

东汉后期连年动乱，很多地区人口大为减少，朝廷裁并减少了400余县，但鄂县的战略地位却更加突出。东汉末年，鄂县更是成为各方势力重兵争夺的焦点。在白寿彝主编的《中国通史》中，多处引《三国志》有关东汉末年三国在樊口兵事的记述。“在樊口，周瑜所率的江东水军与刘备的军队会合” （《周瑜传》）。 “沿途与部将关羽的万余水军和刘表另一儿子刘琦所率的万余人会合，退守到樊口”（《鲁肃传》）。“备从鲁肃计，进住鄂县之樊口”（《刘备传》）。

今天在樊山、樊湖间，根据历史记载仿制了大量东汉末年三国历史文化遗迹，如庞统读书处、周瑜点将台、关公磨刀石等，鄂州市也因此成为重要的三国历史文化名城。

樊山东麓汉鄂城，历经两汉400多年，到三国续为吴都武昌城。从两汉到三国、从鄂城到武昌，汉鄂城是鄂州早期历史的关键阶段，是樊山东麓城市建设的历史开端，是吴都武昌城的重要基础，是樊山和鄂城关系的特殊纽带，对于研究鄂州乃至整个鄂东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意义重大。

由于见诸各种文献记载的信息有限，鄂东南地区的各种府志、县志对三国以前的历史记载都极其粗略，鄂州本地地方志对汉鄂县的记载也是一笔带过，这段重要历史留给我们的还有很多未知，期待以后有更多的考古发现及研究突破。